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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經濟情勢與政策調適－台灣農業發展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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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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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典型的小農國家，半世紀以來國家經濟由較封閉經濟體系轉型為開放經濟體系，農業部門為了適應國內外的經濟變局，經歷了各種改革與調適，建立具有台灣特色的小農經濟發展。人類的發展歷程，總是有扭曲與顛簸，台灣的農業發展也難免遭遇進程中的波折，而在順境與困境的交替過程中累積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值得研究。本書之彙整，即在於為台灣小農發展問題解析。
農業發展政策的研擬，理論與實務的配合很重要，缺乏理性的思考，政策的扭曲必然影響發展策略的精準，導致農業發展的衰退。台灣農業發展的研究，給了寶貴的見證，告訴我們背景條件與理論探討的研析，對於農業決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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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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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
當前國際經濟情勢下的農業
農業如何在今日世界經濟動盪不安的情勢下自處，是目前國際農經專家注視的問題。世界各地的農經學者已經深思考慮到非市場因素對農業生產影響的重要性，例如：技術、金融、制度與人口等因素的改變，這些改變一方面解決了一些問題，但是也導致另外一些新問題的產生，而這些新問題愈來愈需要結合生物性與物理性科技人員，以及社會科學的專家共同努力，才能解決。
今日世界有三種事實真相使得各國之間的農業更加互相依賴與不穩定：(1)國際農產品市場剩餘的產生，導致國際農產品價格的下跌傾向與不穩定；(2)繼續不斷農產品貿易快速成長的需求與開發中國家努力謀求農產品自給自足的矛盾；(3)由於國際資本市場的變動與匯率的不穩定，導致農產品貿易價格不穩定。世界經濟與國際間農業部門互相依賴的增長，使得開發中國家面臨重新設計糧食安全策略與新的農業決策，但是由於國際農產品市場的不穩定，這種新策略與新政策的決定並不容易。
自196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提供給農產品生產國家外銷市場的快速成長，農產品輸出對象主要集中於中所得國家。1981~1983年世界性的經濟萎縮，使得這種農產品輸出的擴張無形中停止，尤以那些有大幅度國際負債的國家，經常以限制農產品進口為手段以達到節省外匯的目的。自從1970年代以來，國際負債經常嚴重限制國際貿易的範圍與活動。
社會大眾瞭解國際債務對國際經濟的影響，始自1981年在波蘭所發生的經濟動盪，接著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也由於國際債務負擔太重而導致經濟不景氣，尚幸由於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美國，以及一些西歐財力雄厚的國家迅速採取有效手段解決此一問題，才使國際金融危機沒有發生。
1975年美國農業部曾對世界93個發展中國家的負債情況加以研究，研究結果指出，至少五年內國際貿易將嚴重受發展中國家國際負債問題的影響，如果發展中國家的負債問題沒有解決，則美國與其他農產品輸出國的農產貿易將大幅減少，問題的解決在於負債國家是否能重新改善國內經濟結構，以順應世界經濟情勢的變化。
以往工業國家由於產業擴張，貨幣發行大幅增加，如此給開發中國家帶來兩點好處：(1)已開發國家的貨幣成長，一方面增強工業國家的購買力，有助於開發中國家產品的輸出，另一方面導致工業國家的物價上漲，給予開發中國家勞力密集產品的競爭力；(2)已開發國家的貨幣成長壓低實質利率，使得開發中國家的負債容易償還。
1979~1981年貨幣成長率的大幅下降，產生二次戰後最嚴重的世界性經濟不景氣，工業國家國民生產毛額(GNP)的年平均成長率下降兩個百分點，實質產出率在1982年停滯不升（以前平均每年3.2%的成長率），許多開發中國家的國民所得也因此成長緩慢，導致工業國家輸出的不景氣。
自1972年以來，世界上93個開發中國家的政府均有財政短缺的現象，國內的總稅收不能抵銷總支出，這種收支不平衡導致政府採行激烈的財政金融政策手段，減少開支與大舉外債即為此例。
自1980年開始，世界上除了東亞與太平洋地區以外，各國均經歷快速的國內通貨膨脹，物價上漲最劇烈的國家，發生在石油輸入國與拉丁美洲國家，而主要負債國在1983年也經歷了物價上漲兩倍的惡劣情況。開發中國家的物價上漲，導致政府增加出口貨課稅，如此，減低國內生產誘因，影響經濟發展的速度。在此一時間，東亞與太平洋地區的某些國家其消費者物價指數不升反而下降，此乃導因於外銷不景氣，造成國內生產過剩、物價下跌，有跌入惡性循環的危險。
上面所述1970~1985年來世界經濟的動盪情勢，給各國帶來經濟艱難的局面，各國為因應此一情勢，均以採取價格政策措施與鼓勵發展優勢產業為手段，希望藉此調整資源利用並刺激經濟復甦，但是這些政策措施直接間接都對農業部門造成傷害。
採取價格策略為經濟政策的手段，通常都會遭遇到許多矛盾現象的困難，譬如價格同時影響經濟成長與社會福利，因為價格一方面是企業家創造利潤的依據，另一方面則是消費者的生活成本。低農產價格固然可以刺激工業成長，但是卻會使得農業成長停滯；它可以增加消費者的實質所得，但是卻減少生產者的所得，影響生產誘因的提升。同時價格政策在短期與長期的資源、分配目標上也存在著矛盾的現象，例如：短時期的低農價政策，固然有助於降低工商業成本，刺激產品外銷活力，但是這種低農價政策卻導致扭曲經濟社會資源的利用，長時間對農業生產不利，影響未來農業的正常發展。由於價格功能存在許多矛盾的現象，因此世界上許多國家都透過制度上的干預以控制價格機能，這些制度上的干預，每一個國家的情況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目的，諸如為了保護消費者、提升公共收益、增加農民所得、創造外匯收益、提高糧食安全自給、穩定市場價格，以及所得重新分配等不同目的。
價格政策主要的混淆，在於有太多的價格手段可以達成許多政策目標，而手段與手段之間以及目標與目標之間又存在著些許矛盾，因此價格政策對於優勢產業的偏頗往往導致農業生產的停頓與農村經濟的衰退，最後影響整體經濟的成長。許多開發中國家均曾遭遇此一經歷，價格政策措施的採擇，實在不能不慎重。
對於採用價格政策的困難，吾人可以從兩種途徑尋求降低政策目標的矛盾：(1)吾人在使用價格功能以造成政策目標時，儘量減少政策目標，以避免矛盾，例如：社會福利與資源有效分配不能透過價格機能同時達成的時候，應考慮資源有效分配對長期發展的重要性，而暫時不考慮社會福利；(2)對於價格政策措施的採擇，必須同時配合許多非價格手段，以消除價格政策的矛盾，例如：上述價格機能不能同時照顧社會福利時，則應另加採行社會補救措施，以彌補社會福利的不足。非價格手段的補救措施，諸如為了提高農村福利，可採行土地改革以及提高生產力的技術手段，以達成政策目的；為了提高公共收益，則可以增稅為手段達到目的；以及為解決貧窮問題，則可以創造就業機會與採行所得移轉的經濟措施來達成。所以非價格手段的政策措施，往往是促使價格政策造成目標的必要配合。
除了價格政策的矛盾以外，目前許多開發中國家也遭遇到投資優先順序的混淆。多數經濟發展的國家均經歷過由進口代替的開始階段，進展到出口成長的發展階段。這兩個階段的發展程序，以前可以順利推行，但是目前卻受到許多限制，因為：(1)目前開發中國家要純粹進口原料從事生產已經不可能，它必須伴隨著進口許多工業國家生產的消費品，如此使得進口代替的效率降低；(2)目前許多工業國家保護主義盛行，國際市場的貿易限制愈來愈嚴，出口成長的效率也大幅降低。如此開發中的國家必須重視國內產業間的互補性功能，而不能太依賴國際貿易以求發展。譬如先謀求農業發展以繁榮農村經濟，並提供工商業有效國內市場，工商業的發展才有穩固的市場基礎，才能承受國際市場大風大浪的衝擊。上面敘述，說明今日發展中的國家必須維護農業成長，才能同時照顧經濟發展與大眾福利，經濟政策更不能傷害到農業，否則處於今日之國際經濟社會，要維持穩定發展是不可能的。
許多農業經濟學家主張，發展中國家必須改善農業的貿易條件以刺激生產，以及減少榨取農業補貼工商業的措施，這種經濟發展的策略基礎才能穩固。有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為了達到某些經濟目的，長期採行價格或非價格手段以榨取農業部門補貼非農業部門，結果導致農業部門貿易條件的惡化，如此，不利於農業的長期發展。西奧多•威廉•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等農業經濟學家也認為：(1)市場的價格制度雖然需要，但是卻不能引導農業發展，因此國家的農產價格政策不但不能傷害農業，相反的價格政策必須能創造農業生產誘因，引導農業生產；(2)必須繼續尋求更適當的農業技術與生產結構以加速農業生產，以達到穩定國內經濟基礎的目的。
價格機能無法有效引導農業成長的理由，主要是因為：(1)經濟發展初期由於技術限制，農業生產潛能有限，因此農產品供給價格彈性低；(2)經濟發展到了相當水準以後，國民所得提高，社會大眾消費充足，因此農產品需求價格彈性低，如此因技術因素限制增產以及市場因素限制需求，導致價格功能的降低。
上述說明，今日開發中國家農業發展的主要問題，在於政策上必須能誘導農業部門的投資意願、結構改善、技術增進，以及所得提高，這些當然不是價格政策措施一項所能做到的。
從另一方面來看，在1970年代世界上有許多國家曾經歷某些出口部門的快速成長，同時存在著另外一些部門的成長停滯。如果說由於某些出口部門的快速成長，相對的促使另外一些產業部門變成貧窮的馬太效應，支持新古典增長理論之趨同假說的經濟學家可能反對此一說法，但卻是事實。開發中國家的經驗顯示，出口快速成長的部門賺進了許多外匯的結果產生了兩種影響：(1)促使社會經濟資源的重新分配，有效的資源集中於出口部門及其相關之服務部門，其他部門（尤其是農業部門）成為剩餘資源的承受者，導致生產的不利；(2)由於外匯的大量賺取，給國內帶來通貨膨脹的壓力，生產成本大幅提升，利潤率降低，如果此時農業部門無法做有效的調適，則農業部門成為一無利可圖的貧窮部門。
要避免此一情況的發生，必須將出口成長的經濟利益，有效分配到各產業部門，尤其是農業部門，以維護部門間的平衡成長及整體經濟的穩定與安全，這就是各國政府有效適度補貼農業部門的主要理由。
許多事實顯示，如果沒有強而有力的政治力量對農業部門感到興趣，並給予堅定的支持，有效的農業發展是不可能的，因為這種政治力量在經濟進步與社會整合過程中提供給農業部門以制度上與市場上的誘因，使得農民階級在沒有獲得完全公民性格時，其利益獲得部分的補償，農業發展的契機也賴以維護。
總之，處今日之世界，國際間經濟事務的互相依賴愈來愈加深，世界各國必須在經濟上增強國際整體性的認識，今日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問題，有賴於已開發國家提供金融與市場的幫助，以解決資金不足與市場不景氣問題。而開發中國家經濟力量的增強，可反哺於已開發國家，提供更廣大的國際市場，以繁榮世界經濟。開發中國家在追求發展過程中，也應注意國內產業的整體性，以建立經濟縱深，創造經濟韌性，以應付動盪不安的世界經濟，部門間不平衡發展的代價是相當高的，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業部門不可偏廢，其理由即在於此。
序言二
從農業策略聯盟談台灣農業未來的出路
台灣從1950年代推動農業發展以來，在早期消費不足的時代，農業發展的目的在於增產，所以著重的是農業生產力，也就是希望在有限的農地上，生產更多的東西。因此當時引進農業技術，追求以技術效率來提升土地生產率，並達到增產的目的。那個階段做得很好，記得當時號稱「立體經營」，因為物質缺乏、勞力過剩，農村裡面產業不發達，隱藏著很多失業，所以引進勞力密集技術，在田地上先放水插秧，等到秧苗長到一定程度，把水放掉，在中間種作甘藷，等到水稻結穗，甘藷快成熟時，在田裡插竹竿、種絲瓜。記得筆者大學畢業要去當兵的時侯，從台北坐火車（慢車）到高雄，兩旁看去，瓜果纍纍，它下方的稻穗快要成熟，中間也看到一行一行的甘藷。當時，就是利用這種密集的勞力，來提高生產力，達成我們糧食作物自給自足的目的。
在第一階段完成糧食作物自給自足以後，進入第二階段，我國就檢討如果這種勞力密集的技術繼續下去，只是生產更多的糧食在國內消費，對我國的資本形成並沒有幫助，所以第二階段的目標就轉換為生產經濟作物，以促進農業資本的形成，累積資本給國家做其他方面的投資。因此在第二階段，我們引進高經濟價值作物，例如：洋菇、蘆筍就是在1957、1958年左右引進來的，同時也擴大香蕉、鳳梨的耕作面積，因為這兩種經濟作物可以外銷日本賺取外匯。所以，第二階段我們追求的是價格效益，當時農產品外銷很暢旺，曾替國家賺了不少的外匯。
第一、第二階段的農業發展目標都達到之後，第三階段我國就思考怎麼樣創造更多的外匯替國家爭取資金。於是，我國改以追求市場效益為目的，也就是說如何把國內低價值的農產品轉到國外高價值的市場銷售。為了順利將農產品拓銷到國外，於是開始發展食品工業，因為生鮮的農產品比較不好外銷，所以必須透過食品加工。那時侯我國的蘆筍罐頭、洋菇罐頭在世界上的占有率高達60%、70%以上，替國家賺了不少外匯。1963年台灣的經濟發展到另一個轉捩點，那一年全球糖價高漲，由一噸800美元漲到1,800美元，單是糖一項，就替國家賺了40幾億美元，那時候的40幾億美元，約等於現在400億美元。由於洋菇、蘆筍、鳳梨、香蕉替我國賺了很多外匯，使台灣在1964、1965年有充裕的資金投入輕工業，促進往後工業部門的蓬勃發展。
到了1968年，隨著工業的發展，商業也跟著發展起來，從此我國的經濟就不再是以農業為主，而變成是以工業為主的一個經濟體系，也造成農、工、商共同競爭國內資源。結果農業因為受到先天資源的限制，慢慢的農業資金外流，農業的勞動力也外流，因此到了1968年時，台灣農業開始呈現勞力不足的現象。過去幾十年的農業發展在五千年歷史中是從未經歷過的，所以沒有前例可循。當面臨勞力缺乏的時侯，我國就參考國外的例子，看到日本、歐洲、美國，當他們勞力不足時，就引用農業機械來代替勞力，所以我們在1968年開始推動農業機械化。當時，國內沒有農業機械工廠，因此必須向國外購買農業機械，1954年農復會曾向美國購買大型的曳引機(tractor)，但這種大型曳引機在國內一公頃左右的農場裡，轉兩圈就轉完了，剩下的時間並沒有用處，所以這種大型的曳引機對我國而言並不合適。後來把購買進來的曳引機送給了台糖公司，由於台糖自營農場很大，給台糖使用並做示範。
因為美國的曳引機不合適，就改向日本購買耕耘機（power tiller，俗稱「鐵牛」），日本和我國一樣都是小農，日本的耕耘機一進來，我國便向農民推廣，當時筆者記得一部機器大約新台幣三萬元，政府補貼兩萬元。日本的耕耘機進來以後，結果一下田，犁就斷掉了，因為日本的農業機械只適合他們國內的土壤，並不適合台灣的土壤，因為台灣的土壤比較硬，所以日本的機械我國不能用。這使我國瞭解到經濟發展也好、農業發展也好，是沒辦法抄襲的，別人的經驗我國只能加以參考，但是如果要適應我國自己的條件和背景，就得要自行研發。所以，政府就交代農業試驗所、改良場自行研發合適的農業機械，然後把技術轉移給民間。因此，中南部的民間農業機械廠便開始興建，後來很多農業機械廠像雨後春筍般的蓬勃起來，不但是耕耘機甚至於乾燥機等，都生產出來，而且外銷到東南亞。因為東南亞的氣候條件、土壤都跟我國差不多，所以適合使用我們的農業機械。台灣的農業機械化、自動化就是從那時侯開始的。
一直到1980年代，台灣的經濟國際化、貿易自由化之後，我們的農業又面臨另外一個侷限。以前我國可以說是在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下設計台灣的農業發展，但是到了1980年代以後，外來的農產品愈來愈多，由於面對高度的國際競爭，所以我國的政策就必須逐步的調整。在1980年代以後，我國轉往高價值精緻農業發展，以精緻農業來應付國外農產品進口及競爭。但因為我國的競爭力不夠，台灣的農業開始衰退，一直到今天。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台灣的農業已經愈來愈不行了，尤其是1990年代以後。
檢討過去的農業發展過程，各農業發展的策略、政策都有其時代背景和條件。事實上，就農業政策來說，很難說哪一項政策是對的，哪一項政策是錯的。如果這個政策能適合社會需求，適應時代需要，這項政策就是對的，就是好的。如果這項政策不能適應時代需要，那就是不好的，就是錯的。經過各個階段的農業發展以後，我們發現過去做得很好，但後來愈來愈沒辦法適應時代需要。檢討起來，最主要就是我國從1952年農業開始發展到現在，以前的農業政策都是以提高生產力為重點，在消費不足的時代，只要農民努力工作，身體曬黑了、臂膀變粗了，但努力生產農民就有好日子過。可是今天不一樣了，今天是市場經濟掛帥，我們面臨市場的自由競爭，農民曬得再黑、身體再棒、生產力再強，也沒辦法賺到錢。因為現在已經不是消費不足的時代，不是有生產就有市場的時代。以前靠勞力，現在則要靠腦力去思考，怎麼生產來適應這個市場的需要，才能達到賺錢的目的。
在這段演進過程當中，大家一直在思考，怎麼去突破這個瓶頸。每一階段的農業發展到某個時期以後，就會面臨瓶頸，瓶頸不突破就不能升級，就不能再繼續發展下去。所以從1980年代到現在，台灣的農業一直在衰退，同時，農業發展的瓶頸也一直沒有辦法突破。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衝擊，我國在小農經濟的侷限下，將來沒有辦法跟以犧牲土地生產力換取資本報酬率的大農國家競爭，小農國家永遠是以犧牲資本報酬率來支持土地生產力的提升。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的條件沒辦法和人家競爭。
筆者常想，台灣是一個很小的島國，農業所面臨的困難，相信在工業方面也是面臨著同樣困難，但是為什麼工業能一直發展下去，甚至每次都能突破侷限而達到繼續成長、繼續發展，筆者發現台灣的工業一直追求高科技的發展，他們能夠把科技知識市場化，並附加到工業產品上，進而達到提升附加價值的目的。
回過頭來看農業，我國一直在數量經濟範圍內發展如何生產。例如：設法把芒果由小生產到大，在市場上也只是稱斤論兩，因為一直沒有辦法把科技知識的價值附加上去，所以農業的附加價值怎麼樣都提升不了。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間的經濟發展情勢，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從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當時全世界民生凋敝，消費不足，在那個時代，最重要的就是以追求技術效率提升生產力，以增加生產來達成滿足需要的目的。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到了1960年代，世界已達到足以溫飽的水準，然而達到溫飽以後呢？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行、舒適的問題，吃飽了，希望走路太累能否用某些東西取代，於是汽車工業便興盛起來，從此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第一波國際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汽車工業專家裕隆汽車三義廠廠長姚振祥先生告訴我們，汽車業的成本，結構材料占成本52%，知識成本占48%，因此汽車工業推動了第一波國際經濟發展（附注）。
到了1990年代，全球進入二次戰後的第二波經濟發展階段。這一波的經濟發展專家，如「第三波」作者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及「大趨勢」作者約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指出，資訊工業帶動經濟發展進入新的時代。資訊工業專家果芸先生表示， 資訊工業2%是材料的成本，98%是智慧知識的成本。我們都知道一部電腦，零件值不了多少錢，但是個人電腦初上市時一部七萬八萬，絕大部分是知識的價值。所以，工業的發展軌跡一直是把知識附加上去，同時知識的價格也附加上去。工業的發展就靠著知識進入市場，知識商品化以後，使得工業產品附加價值一再提升，也因此促進工業的持續不斷發展。
再看美國的經濟情況，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沒有遭到轟炸，所以戰後工商業一枝獨秀，尤其是工業。但由於缺乏更新，到了1975年的時候，競爭不過日本、歐洲等新興的工業國家。後來台灣、韓國的工業也逐漸發展起來，所以美國的工業產品到了1975年以後，慢慢的就賣不出去。1975年美國還有42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但是之後便進入貿易逆差的階段，直到1985年，貿易逆差高達1,300億美元。美國經濟一直衰退到1985年，就開始檢討如何挽救？美國是一個高科技人才濟濟的國家，瞭解到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工業革新不足，工業革新不足表示工業附加價值愈來愈低，不像日本、歐洲的工業附加價值愈來愈高，所以便想辦法突破。美國人想來想去，由於他們的工業太大了，工廠太大了，員工也太多了，革新的時間勢必很長，根據美國雷根總統在1986年年度國情咨文中提出「促進科學技術發展是提高美國競爭力的關鍵」，估計至少要花20年以上才可能革新所有的工業，因此必須另闢途徑，朝高科技資訊工業方向發展。就因為美國過去科技非常發達，資訊工業發展的結果，導致經濟一下子便復甦了。最近幾年美國的經濟非常繁榮，別人不景氣他照樣繼續繁榮。美國就是靠著高科技的附加價值，把科技知識市場化，附加到產品上，所以經濟很快又好起來。
再看看日本，我們每次到日本去，看了日本的照相機就想買，明明家裡已經五、六台了，但是每次去總要再買一台回來。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的照相機每年都一直在改進，每年都把新的知識和功能附加上去，令人看了非常喜歡，想要買它。我的朋友說，他家裡已經有十幾台照相機，但他每次到日本就買一台回來，而日本的相機價格很高，就是因為它把知識的價值附加上去的結果。
從美、日經濟發展的例子回過頭來檢討台灣的農業，我們從1952年經濟發展以來，一直在數量經濟裡打轉，從來沒有跳脫數量經濟的範圍。一直被一個觀念所束縛，那就是認為我國的農業是一級產業，從來沒有想到要把農業工業化，或讓農業朝向服務業方向發展。導致田間的生產，由於國內經濟起飛之後，在成本上漲、土地價格上漲、勞力價格上漲的情況下，使得農業的經營愈來愈不利。在加入WTO以後仍然著眼於賺錢取田間的利潤，那麼我國只有死路一條，無法逃脫滅亡的命運。
如何透過農業科技知識的市場化、農業文化的知識市場化，以及傳統農業知識的市場化，附加到我們的農產品上面，提升農產品的附加價值，進而突破農業階段性發展的瓶頸並能持續發展。台灣的農業如果停留在一級產業的階段，絕對沒有前途，我們一定要打破農業走一級產業的想法，利用發展台灣農業的食品加工，帶動農業走向工業化、企業化經營，這樣才有利潤可賺。在這個前提下，筆者便開始思考台灣的食品加工應該怎麼發展。
我們都知道到世界各地每個國家都有很多中國餐館，雖然不見得道地，可是每家客人都不少，許多餐館都很賺錢。事實上，我們五千年中華料理的市場化只到了餐館，而沒有進入超級市場，沒有進入每個家庭。如果把我們的食品加工好好發展起來，使中華料理的食品文化市場化，進入每個家庭，我相信台灣農業會有相當大的發揮空間。筆者經常舉一個例子，2001年我跟王友釗先生（我的老師）到德國開會，禮拜天中午駐德代表帶我們去中國餐館用餐，我們每個人點一道菜，有的點羊肉，有的點牛肉，有的點豬肉，天氣冷還點了個酸辣湯，結果三盤肉端出來味道通通一樣，酸辣湯簡直不能入口。後來把老闆找來，問說這到底是什麼中國菜，這樣子的中國菜還會有生意嗎？他說沒辦法，找不到廚師，所以叫自己的太太下廚，煮了這麼一鍋酸辣湯，所有的肉切一切、煮一煮，連攪的湯都是一樣的。我想他這樣都能賺錢，如果我從台灣做一大桶中國菜，裡面有獅子頭或是各種名菜，一桶一桶送過來，只要熱一熱、攪一攪就可以上桌，相信一定有市場。
再回顧幾年前美國輝瑞藥廠發明威而鋼時，半年內就替美國賺了70、80億美元。我想我國不是有很多漢藥祕方嗎？拿出來研發，翻譯成英文，告訴使用者吃了可以補什麼，他吃了有效以後，那我國不是可以賺很多錢嗎？美國的可口可樂暢銷全世界，每年都賺幾百億美元，我在美國留學的時侯，曾到可口可樂總公司，老闆告訴我，可口可樂的配方鎖在保險櫃好幾層裡面，不讓人家知道，所以別人怎麼學都學不了。可口可樂能暢銷全世界，每年賺幾百億美元，我心裡想這有什麼了不起，我唸初中時到龍山寺旁，花幾毛錢買青草茶，比可口可樂還好喝。可是我們的青草茶並沒有罐頭化進入市場，如果我們研發春夏秋冬各種不同的青草茶賣到市場上，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像可口可樂一樣暢銷全世界？諸如此類，從世界各國的農業發展情況來看，凡是農產品能進入市場賺到錢的，都是把科技知識、文化知識附加上去， 而只要把科技知識與文化知識附加上去，價值便能提高。
曾經有一位日本教授到台灣來拜訪我，送我一盒日本糖果，包裝得很漂亮，從外表看就可看出充滿日本文化的氣息。結果我一層一層地撕開，最後剩下一點糖果，這盒糖很貴，吃起來很好吃，但是材料很少，裡面有著日本文化知識以及加工科技的知識，這兩者附加上去，價格提高了，而附加價值也自然提升。再看台灣，農民辛苦培養出來這麼大的芒果，就這樣在市場上稱斤論兩，那一年好不容易豐收了，結果價格大跌，賣不出去、滯銷，實在很可惜。台灣很多農產品都是我國農業科技的研發成果，但是因為沒辦法把科技知識市場化，因此沒有辦法賺錢。我一直在想為什麼我國無法賺錢？那就是因為我國沒有透過食品加工的程序，把科技知識市場化，把農業文化知識市場化，所以沒辦法維持我國農業持續不斷的發展。
新增長理論經濟學家(Paul Romer)羅默和盧卡斯(Robert Lucas) 提出「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把知識完整納入到經濟和技術體系之內，使其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數，20世紀七○年代以來高科技的發展產生了阿爾文•托夫勒稱的「後工業經濟」，繼而約翰•奈斯比特在「大趨勢」中又稱之為「資訊經濟」；聯合國在1990年的報告中提出了「知識經濟」的概念，如果說20世紀是新古典經濟學中的資本和勞動競爭劇烈的時代，哈佛大學教授歐庭吉(A.G. Oettinge)則視21世紀是「知識經濟」發展的時代。如果不走知識經濟的道路，還是停留在繼續提升生產力、增加生產，還在市場上稱斤論兩地交易，那麼台灣的農業就不會有前途。如果我們希望農業能轉型，必須改變從前以提升農業生產力為重心的農業政策，轉變為以提升農業競爭力為重心的農業政策。
我們要讓食品加工扮演主要的角色，把我國的五千年飲食文化市場化，把農業科技知識市場化，甚至把農業文化知識也市場化。如果這樣做的話，我相信台灣的農業還有前途，還能夠發展。但是要怎樣做呢？我國的農場是小農場，是家庭農場，平均農場面積約一公頃左右，如果以一公頃左右的農場去談科技化、談自動化、談提升競爭力，那真是緣木求魚！因為缺乏規模經濟效率，技術效率沒辦法發揮，市場效率也沒辦法發揮，因此唯一的辦法一定要透過組織的力量把小農組合起來變成大農，我國的經濟規模效率才能展現出來，技術效率才能發揮。
所以，該怎麼去組合這些小農？想來想去，只有適度調整農會的角色。過去，農會是以多目標的功能來服務農民，曾經在台灣的農業發展過程中發揮很大的效果，今天農業要轉型，沒有其他替代單位可以幫助農業進行轉型，還是得找農會、找產銷班。希望透過農會、合作社、產銷班的策略聯盟把小農組合起來變成大農，並且建立現代化的行銷管道。可以在各地方設置物流中心、設置電子商務，如此一來，農產品便能透過農業策略聯盟的行銷管道，暢銷到全國各地。
筆者經常在大安森林公園看到各個鄉鎮促銷的農產品，每次去都發現我們的農民實在很可愛。我們的地方農會發展了不少食品加工，做的都很好，甚至於有些水果乾燥後做成一片片，也都很好吃，還有一些水果做成酒、做成營養品，做得都非常好，可是因為沒有推銷到消費市場，台北都沒看到。
在2000年520就任以前，李前總統登輝先生曾對筆者說，上任前應該到全省各地去看一看、跑一跑，不然上任後怎麼訂定農業政策。因此筆者4月中到高屏地區，跟高屏地區的農會總幹事座談，當時也順便到屏東。結果我看到有些農民，他的楊桃賣不出去，我告訴他在台北都看不到楊桃，為什麼不賣到台北？他說沒有行銷管道。那時侯給我一個很強烈的印象，有許多農產品沒辦法暢銷，就是因為行銷管道確實有問題，而且沒有現代化。所以農產品運銷必須要改革，改革唯一的辦法就是要把全國的行銷通道暢通起來，將它現代化。首先要建立物流中心，推動電子商務。
筆者有一位朋友是從事工業產品買賣行業，他有一堆存貨已經放了三年多銷售不出去，本來對那批貨已不存希望，有一天心血來潮透過電腦上網銷售，這一上網，一禮拜內全國各地訂單都來了，後來他存放三年多的存貨全賣光了，而且還從其他地方供貨。從此他瞭解到這些東西有人要，只是沒有適當的推銷管道。所以，電子商務未來應該可以發揮很大的促銷效果，台灣的農業一定要走這條路。
另外，一談到加入WTO，我們馬上想到的是農民救助，還有怎麼樣防止國外農產品進口的衝擊。但如果我國老是在防守的策略上思考，台灣的農業必然要衰退。美國著名作家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在「世界是平的」(The Word is Flat)一書中指出，21世紀的經濟將是競爭更為劇烈的時代，如果沒有經濟作戰的策略，我國如何打贏這場戰爭。所以我國不但要跟外來的農產品競爭，同時還要把我國自己的農產品推銷出去，在國際市場上跟國外農產品競爭。然而，要靠什麼和別人競爭呢？就是要靠食品加工業的發展，因為生鮮的農產品要推上國際市場很困難，如果透過食品加工來競爭，相信我國的農業發展還有很大的空間。
1960年代已經有一次經驗，當時我國推動食品加工的發展，把食品加工罐頭推銷到歐美市場。筆者記得在1960年代，第一次在歐美的超級市場裡頭看到made in Taiwan的canned food（台灣製造的食品罐頭），那是我國五千年來第一次把自己的農產品銷售到國外去，那一次曾經替我國賺取很大的利潤。
這一次還是可以藉著比以前更為高科技化的食品加工，把我國五千年的飲食文化食品加工化，推銷到歐美的超級市場。筆者常想如果把台北、台南、高雄幾個有名大餐館名菜的菜單交給新竹的食品加工研究所，請他們研發然後把技術移轉給民間，然後派一些人到歐美推銷台灣的食品罐頭，舉辦台灣料理品嚐會，相信只要用這些東西把他們的胃口培養起來，願意消費，我國的食品加工就會有很大的市場可以開拓。
筆者記得在美國唸書的時候，有一次回國省親，出去的時候帶了一大堆香腸放在行李裡。那時侯我不知道美國海關不准攜帶肉類入境，美國人大概看我是留學生並沒有檢查行李就讓我通關。後來我請我的指導教授吃飯，切香腸出來招待他，他說非常好吃，還說比美國的sausage好吃，為什麼不賣到美國來，我說有呀！並且告訴他到加拿大去買。結果他吃了台灣香腸以後，每個月都寫信去訂購。那時侯我想相信美國人裡面不只他一個人喜歡香腸，應該還有很多人都喜歡吃，所以如果我們把香腸推銷到美國，市場一定不小。我在美國也買過中國做的羅漢齋，銷路很好，但是卻看不到台灣做的。因此，如果我國將食品加工業發展起來，台灣的農產品說不定還不夠用。到時侯美國要我們進口其農產品，我國就大量進口好了，澳洲要我國進口，紐西蘭要我國進口，我國就大量進口，進口之後加工再推銷出去，讓他們賺田間利潤，我國賺加工利潤，看誰有利！筆者曾主張在基隆、高雄建造兩個食品加工出口區，直接把外來的農產品加工之後外銷，甚至內銷也可以，一定有很大的市場。
從世界經濟情勢來看，目前世界各國的國民所得都在提升，包括東南亞和落後地區的國民所得也一直在提升。通常國民所得提升以後，一般的趨勢是朝向食品加工方面消費。因此食品加工一定非常有前途，而我國五千年的飲食文化遺產是其他國家沒有辦法和我國競爭的優勢。這些正是未來農業發展突破目前困境所必須要走的道路。所以，推動農業策略聯盟就是要借重農會組織，以農會人員的專業，將農產品的行銷管道現代化，將食品加工發展起來。甚至於農業策略聯盟未來也可以成立農產品貿易公司來經營農產品進出口。其次，如果農會法有甚麼不合適的限制，應該趕緊想辦法修正它，讓農會走上企業化經營。過去的經濟封閉時代，農民組織的架構都是權威指揮型的組織架構，上面有甚麼命令，下面就有甚麼動作。但是自由經濟時代，這樣權威式的組織架構已經不合適了，應該改變為企業管理型式的組織架構，才能適應時代的需求。
筆者甚至也在想怎麼樣把農政當局本身這樣的權威指揮型組織架構，轉變為企業管理型的組織架構。將來所有的業務，各局、處、署自己研擬，根據自己的業務範圍研擬發展策略、政策，而所研擬出來的政策送來農政當局本部，只是審核、管考、督導。自己的業務不但政策要自己研擬，政策的發展策略也要自己研擬，將來執行也是自己做。就像銀行，分行自己發展業務，而總行每年考核賺了多少錢，錢賺的多，就是業務良好。這種企業管理型態的組織在市場經濟的時代才能發揮很大的效果。希望將來台灣的農業組織架構，往企業管理的方式轉變、發展，以提升競爭力，適應時代的需求。筆者積極推動農業策略聯盟的理念，就是從這裡所產生。
21世紀是知識經濟發展的時代，希望透過農業策略聯盟，把農業科技知識、農業文化知識以及農業加工知識，通通附加上去，而且將所有的農業知識都加以市場化。相信未來台灣農業的發展，還有相當大的空間可以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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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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